血透中心举办以“快乐透析、快乐生活”为主题的肾友会

通过霍菲尔德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把同样具有subjection概念内涵的liability和duty区分开来，但是仍然不能把法律上严格意义的liability和意义复杂的responsibility区分开来，而且霍菲尔德所定义的liability同我们直觉上普遍接受的法律责任概念相去甚远。

2000年1月起，社会调查工作由法官承担改为由区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来承担。(20)另外，由于法官的知识具有局限性，法官对法律专业知识以外的心理学等知识不一定充分了解和掌握，而家事案件的妥善处理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思考。

参见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2017)鲁1428民初727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家事案件调查工作规则(试行)》规定，家事调查员根据法院委托调查下列事项：(1)当事人或关系人的性格、个人经历、身心状况、家庭情况、夫妻关系、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居住环境、工作情况等。(3)进行亲职教育或亲子关系辅导的必要性。我国家事调查员的身份来源可以走多元化发展道路。早在1984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在全国首先专门成立少年犯合议庭(后改称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7月该合议庭升格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

在总结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基础上，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对家事调查员的选任、职责、家事调查的期限、家事调查报告的效力、家事调查员的义务等作出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家事事件法上也存在家事调查和家事调查报告制度，家事调查报告被认为是帮助法官厘清事实、作为法官形成裁判心证的参考文件。根据社会契约理论，人们让渡自然权利组建国家，本身就是为了结束自然状态下的无序与暴力，而谋求更加安全、幸福的生活，因而为人们谋福祉可以认为是政府的天职。

因此，国家应以征税方式来支付这种‘公共支出。[12][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在社会安全制度之下，当事人是否交得起相关费用以及缴纳费用的多少，并不会影响其作为国家福利受益者的资格，这真正的符合了社会性公民地位的平等保障。在消极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必须明确排除国家的干预，而积极权利则仰赖于国家的制度安排。

富人和强权者无疑以占有更多的优质社会资源而取胜，赋予每个人以同等的基本的社会权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25][英]T. H.马歇尔：《福利的权利及再思考》，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页。

大致说来，这包括由国家主导的社会权受益路径和由当事人参与的社会权受益路径，在法律制度上，即表现为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如果要成为一个以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社会就必须设法确保所有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从这个角度说，积极权利意义重大，国家的责任不可或缺。此种自由乃‘免于恐惧之自由，免于匮乏之自由，属于社会性权利或经济性权利。

以此而论，称社会权是不附带任何法律义务的权利也不为过。例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条将老年人限定为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而在第 31 条中，又对不同程度遭受生存困难的老年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救助措施：国家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给予基本生活、医疗、居住或者其他救助。注释: [1]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先生所言：德国俾斯麦将社会福利政策予以立法的结果，产生了人民可请求国家给付失业救济，与私人保险公司支付健康医疗费用的权利。法院强调：对于那些无力支持自己及其所扶养家属的人来说，获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援助的权利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人很珍视，并希望确保人们得到基本必需品。

其四，对于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而言，作为社会成员享有其他成员的关照首先体现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且对其家庭成员而言减轻了物质和心理负担，使其他家庭成员能更好地作为社会化生产中的个体参与竞争。可见，弱者的身份是获得社会权的最根本的前提。

参见陈新民：《宪法学导论》，自印本1996年版，第173页。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

在社会安全制度下，当事人无需付费即可受益。[36]实际上，社会权正是诞生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三是社会权利作为一种积极权利，其实现必定依赖国家和社会提供的条件，这种权利才能部分或完全实现。社会安全的发展则使缴费与受益权脱离直接关系。[9]可见，赋予人们公民身份，不是宣布某个人属于某国公民的法律宣示，而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使他们拥有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合法资格，去争取并要求国家救助以获致体面生活、尊严生存的主体资格。例如，《疾病保险法》规定，对工业工人和年收入低于2000马克的职员实行强制保险。

至于文化权利，我们认为其与保障人们最低限度生存的社会权意旨不符，因而也不将其纳入社会权的范围。社会救助面向最贫困的人口，为了让穷人活得有尊严，就不会拒绝向他们提供救助，只要他（她）不属于被驱逐出境的对象，就是能够停留在这个国家的。

在这其中，并不附有社会成员或弱者必须如何行为或不得怎样行为的义务要求。[30]具体来说，第一，这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其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因之受益权不是私法上让人们获取利益的权利。

[7][8][9][英]T. H.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7、6页。庞德认为，权利的利益言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指一种某人拥有的应予确认和保护的利益。

学者们认为，紧急的和必要的医疗照护，将不会因为他（她）是非法就业的移民而对其予以保留。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的一段言论，很好地表现了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在国家角色上存在的差异：消极权利禁止政府行为，并把它拒之门外。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能力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供养或者救助。而社会权利的核心内容，就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

[14][日]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李莲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0页。如果我们不为彼此提供安全和福利，如果我们不承认成员和陌生人之间的区别，我们就没有理由建构和维系政治共同体。

[33]当然，受益权并不止于社会权，人权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与其所属人民的关系，个人与群体是人权的受益者，而国家则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前者是剥夺与阻碍，后者是慈善与奉献。

总之，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区分，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在权利的背后所存在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前者需要公职人员蹒跚而行，而后者需要公职人员雷厉风行。

其与传统自由性质不同，却同为追求人格健全发展上所不容或缺者，应为人民所享有。[34][挪]A.艾德、C.克洛斯、A.罗萨斯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修订第二版），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24]可见，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在国家职能上的确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它也表明了权利类型上的多样化与差异化。那么，将社会权作为积极权利，会影响到其权利的属性与效力吗？在学术界，对于社会权的诸多质疑，实际上就是担心在积极权利的架构过程中，国家这个必要的恶会走上前台，扮演为人民谋福祉的主导地位的角色，如此一来，不仅使原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设计顷刻崩塌，私人领域也逐渐地国家化、政策化和法律化。

例如有学者就提到，国际劳工组织1925年的《外国工人与本国工人事故赔偿同等待遇公约》（第19条）规定：凡批准该公约的会员国，保证对已批准该公约的任何其他成员国的国民在其国境内因工业意外事故而伤害者，或对于需其赡养的家属，在工人赔偿方面，应给予与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例如，我是教师，我就应该拥有教师所享有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就不是其他非教师职业的人员所能具有的。

[23]在这里，作为积极权利的福利权与一般意义上的消极权利的区别在于：第一，是否要采取积极的行动，两者存在差异。二是消极权利对应的是他方不予阻碍更不得侵犯的义务，但相对来说，社会权利作为积极权利，并不以当事人是否履行了法律上的义务为先决条件。

在德国俾斯麦推行的社会福利立法中，其主体部分就是《疾病保险法》、《意外灾害保险法》和《残疾和老年保险法》。相对的，社会保险的形式，由于保费的缴纳有无，深深地影响到其公民的受益权利，尤其是包括多数从事家庭照顾的未受雇妇女，以及受严重障碍无法受雇者。